王稼祥史料陈列室解说词

一、王稼祥青少年时代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之一——王稼祥同志于1906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他在本村柳溪小学毕业后进入邻县南陵乐育中学读初中。由于他聪明好学，成绩优异，于1924年8月免试升入芜湖圣雅阁中学（现在的芜湖市第十一中学）高中部读书。1925年5月，王稼祥领导了“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引起了反动分子的忌恨，于同年6月被学校开除。

二、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9月，王稼祥考上了由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上海大学附中，开始踏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漫长道路。由于他思想进步、品学兼优，不久被党派往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8年他又考入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家的高等学府——苏联红色教授学院。

三、王稼祥在中央苏区

国内火热的斗争生活召唤着王稼祥，他无意继续留在苏联。他到共产国际找到了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陈述了自己的心愿。不久他回国的请示得到组织批准。1931年4月，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同年11月，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1934年10月，王稼祥带伤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是被担架抬着走上长征之路的。1935年1月，红军到达贵州遵义城，党中央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会上，王稼祥批评了党内的错误领导，拥护毛泽东同志出任党和红军的领导，为挽救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5年3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进而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今年1月15日，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70周年的纪念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会上，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由周恩来作军事报告。两个报告后，张闻天指出：“博古把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推到客观方面，对自己推行的王明‘左’倾错误并无认识。”毛泽东说：“无论是说话写文章，还是打仗，都必须联系实际，不能搞本本主义，这次反‘围剿’的失利，也就是搞本本主义的结果……”朱德接着说：“问题正是如此。”王稼祥说：“这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李德、博古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一再拒绝听从许多同志的正确意见，致使我军大量伤亡。我建议中央立即改组军事指挥机构，由真正有实践经验和能联系群众的同志——毛泽东来负责指导今后的军事行动，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请大家郑重考虑我的意见。”他由于发言的用力和激动，牵动了伤口，用手忙捂住腹部，慢慢坐回椅上。朱德、刘伯承等人也表示完全同意王稼祥的意见。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三点，只得暂时休会。

晚上，会议继续进行，彭德怀、李富春等同志纷纷表态完全同意王稼祥同志的建议，只有博古、李德少数几个人一言不发。

1月17日晚上，接着开会，并通过了几项组织决定：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我党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王稼祥起了重要作用。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还一再说，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的是关键的一票，要求全党同志不要忘记他的功劳。

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挥师北上，中央又成立了一个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红军获得了新的生命，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四、王稼祥在延安

王稼祥在战争中多次负伤，1937年7月党中央派人护送他到苏联治病。

1938年8月他又从苏联返回延安，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他亲手起草了大量的文电和文件。

1943年7月8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在文章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第一科学概念，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伟大意义作了充分的论述和高度的评价。在党的“七大”上，更明确地提出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并正式写入党章。

1993年7月，王稼祥在延安时的警卫员（全国解放后为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志同志来芜湖参观陈列室时，满怀激情地挥毫题诗：“志浩何愁伤病身，愿接重任撰宏文，心存马列真精髓，敢取毛思首创人。”王稼祥为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3年6月的一天下午，毛主席容光满面地来到了王稼祥住的窑洞前，在一条石凳上坐下。他吸了几口烟，对稼祥说：“党成立2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是不是请你抽空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是，我完全可以写一篇。”稼祥说，“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不是轻而易举取得的，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毛主席说：“我看可以从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方面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争历史，针对世界局势、全中国的局势，可以抓住几个问题来谈。你以前和我交换过的那些意见，我看都可以写进去。”稼祥说：“好的，我马上动笔，然后请你审稿。”

稼祥送走毛主席，文思在他的心中掀起波涛。是啊，一艘巨轮在历史的大海上乘风破浪，时而在惊涛骇浪中颠簸，时而在风平浪静中行驶，有阳光拂照，也有风暴和暗礁，行驶了22年，在向胜利的彼岸进发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出来了，那就是，胜利的取得靠什么……

夜阑人静油灯陪伴着稼祥疾书。几天后，七、八千字的文章脱稿了。然后由王稼祥的警卫员张政同志呈交毛主席审稿。1943年7月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这篇重要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文章在概述了党的历程特别是抗战以来的正确道路以后，指出我们党22年的历史，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华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紧接着他就破天荒地提出了后来为全党所一致赞同的毛泽思想。

王稼祥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并作了充分地论述和高度评价。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明确地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研究历史的同志认为，王稼祥所写的这篇文章，是我党领导人系统地评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一篇论著，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篇重要文献。

五、全国解放后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同志长期负责党中央的国际活动方面的工作。1949年出任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兼任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回国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参与了中共中央有关国际活动方面的一些重大决策，为发展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愧为我党著名的国际活动家。王稼祥在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来中国访问，特将一辆吉姆高级轿车送给王稼祥。王稼祥逝世后，他的夫人朱仲丽又将这辆轿车赠送给了芜湖市王稼祥纪念园，她期望老一辈的革命传统能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全国解放以后，王稼祥被派往苏联任大使，他曾对夫人朱仲丽说：“我们大使馆首次实行薪金制，你我要做节约的模范。我的薪金因职位问题发的比别人多，这我不好意思，所以压得很低。你就不要拿了，我们节约着用，还是绰绰有余的。”他俩省吃俭用，将节省下来的工资，购买了一辆当时有名的吉斯牌轿车。

国内解放不久，当时小车很紧缺，中央领导同志用的都是国民党丢下的旧车。王稼祥离任回国后任中联部部长，他不将这辆吉斯轿车留作自己用，也不放在中联部使用，而将车带到中南海交给中央，由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负责接收了。他自己回国后却坐了一辆旧式“西弗南”车。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王稼祥当选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仍兼着中联部部长的职务。1956年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个多事之秋，王稼祥出访接待频繁，工作很忙。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来中国访问。为感谢王稼祥在促进中苏友好等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特将一辆吉姆牌黑色高级轿车送给他，将一台德国产的耐克牌多镜头的高级照相机送给朱仲丽。经中央同意，这辆车归王稼祥使用，他原有的一辆交给了公家。“文革”期间，送的轿车被没收了，后来落实政策退还时，车身虽是原来的，但机器不知被谁换走。王稼祥逝世后，这辆车一直由朱仲丽珍藏。

在“文革”期间，王稼祥遭到“四人帮”的诬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

这间屋子陈列的是王稼祥生前所穿过的衣服、用过的鞋帽、办公和生活用品以及他使用过的劳动工具、自己亲自制作的台灯。

另一间屋子陈列的是一些中央领导人为纪念和缅怀王稼祥所写的文章以及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撰写的部分革命回忆录、剧本、小说等。